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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史︱吳永貴:東方圖書館——知識療貧時代的文化坐標
2020-02-28作者:吳永貴瀏覽人次:497

編者按  武漢是當代中國出版史研究的重鎮之一。在新冠疫情形勢仍然嚴峻的當下,我們特刊發出版史專家、武漢大學珞珈特聘教授吳永貴老師關于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的文章,并與讀者分享吳教授從歷史視角切入現實的深度思考。

 

  積貧積弱所帶來的屈辱與苦難,是書寫近代中國歷史的一條基本線索,與此相應,奮起與抗爭,則構成與苦難敘事相攜而行的另一條明朗主線,凸顯著中華民族韌性、頑強與不屈的可貴品格。為了救亡圖存,有人起來運作政治,旨在推翻顢頇低能的無信無良政府,重建真正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新政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與壯大,正是這樣的初心與使命驅動的結果;有人投身實業和商業,希望通過發展實體經濟,增強國家的硬實力,從而為應對各種可能突發而來的災難培植基礎性的根基;有人究心于科學、文化和教育,以為只有讓廣大民眾脫愚脫昧,方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脫貧脫困,將脫貧攻堅建造現代性民族國家,看成是一個系統性的長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參與、協同與配合。而這一切,都離不開著述、編譯與出版活動為其提供面向公眾傳播的發布平臺,以及知識、思想和觀念上的智力支持。商務印書館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舉世公認的真正領跑者,它以民間的力量和商業的方式,始終將企業利益與對國家未來的思考融貫在一起,出版嚴謹、目標宏闊又腳踏實地。因而歷史上商務印書館之“大”,就絕不僅僅是實業成就的經濟層面上,更表現在擔當和使命的精神層面上。

  在當下湖北尤其是武漢疫情依然深重的時刻,商務印書館官網策劃了一個相關抗疫專題,邀請在湖北的出版史和商務館史專家們寫一些文字,激勵當下人們戰勝困難,希望通過歷史事實向廣大讀者傳遞正能量,并以史為鏡,鼓舞士氣。這個專題策劃寓含著對疫區人民的關切掛念之情,不僅僅是具備學術和現實上的價值而已。于情于理,我都無法推脫??上以率迦针x開武漢回安徽鄉下陪老母親過年,而過去積攢的一些出版史料都放在家里的臺式電腦里了。身在曹營心在漢,歸城無計路漫漫,沒有史料就無法完成撰述。幾年前我做民國圖書出版史編年,注意到出版行業在幾次大的國難時刻都有十分活躍的參與與捐贈,這不僅意味著諸如書業這樣的社會力量的自我動員和組織,從來都是一個國家戰勝時艱的重要支柱力量之一,同時也意味著災難的降臨可能還是一個民族國家強化凝聚力的契機,促發人們在命運共同體的框架里思考、追問和建構新的民族國家認同。商務印書館作為書業的龍頭企業,在相關的新聞報道中,從來都是其中的要角。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商務印書館在《申報》上發布了一個告示,說是因為各處災民亟待賑濟,取消了它每年初春向例舉行的社會聯誼活動,將其三百元春酌之資移賑災民。

  商務印書館官網刊發我的這篇舊作,主題是講商務印書館對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尤其著意于商務印書館創辦規模宏大的東方圖書館并免費對社會開放,這正是以知識療貧的公益舉措,與災難之際它的熱心捐款賑助,本質上并無二致。而東方圖書館自身的被毀與艱難的復建過程,都跟國難息息相關,因而樂意重新把它發出來,并略為之記。

 

   吳永貴    

2020年2月27日  

 

 

東方圖書館——知識療貧時代的文化坐標
 

  由私家藏書樓向私立圖書館轉變,早期有徐樹蘭于1904年創辦的古越藏書樓,繼其之后,相繼誕生了一批從私人藏書和企業藏書基礎上演變而來的私立圖書館,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是我國舊時最大的民營出版企業,按說,出版業籌辦圖書館自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一來自家就是圖書生產者,有近水樓臺之便;二來出版者在編書過程中不時地需要各種書籍作參考,因而一般的出版社都備有自己的資料室或圖書館,以便利本社編輯人員隨時隨地查閱資料。

 

  一、東方圖書館的館藏

  東方圖書館有兩點常被后人提起,一是向社會開放的豐富館藏,一是毀于日軍縱火的不幸結局。館藏豐富表明商務印書館在圖書收藏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向社會開放代表了商務印書館服務于文化建設的開明方向;而籌措多日毀于一時的不幸結局令人憤慨惋惜之余,又平添幾分對昔日文化業發展維艱的感嘆。

  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前,也就是東方圖書館被毀前夕,其館藏數量居同時期國內各圖書館之首,計463083冊,而國立北平圖書館其時藏書也不過371752冊(1)。兩相對比不禁令人深思,在那個政局動蕩的時代,政府無暇顧及公益文化事業,卻由一個民營企業充當了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領頭羊。也許正因如此,反而更能襯托出商務印書館在保存文化上的努力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當初張元濟為商務印書館籌劃資料建設,一方面固然是提供給編譯人員作參考之用,但也不全是如此,特別是對古籍的收購就帶有明顯的遺產搶救意圖。

  1907年夏,號稱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歸安陸氏皕宋樓近兩百種宋版珍籍被日本人高價購去,歸入巖崎氏之靜嘉堂文庫。母邦文獻流入異土,刺激各界愛國的有識之士,商務印書館也不惜重資加大了古籍收購的力度,為阻止帝國主義文化掠奪盡了自己的一份力。1909年商務印書館購得紹興徐氏“熔經鑄史齋”五十余櫥藏書,遂建立自己的善本室——涵芬樓。其后歸入涵芬樓的有吳縣蔣氏“秦漢十印齋”、太倉顧氏“謏聞齋”、清宗室盛氏“意園”、豐順丁氏“持靜齋”、江陰繆氏“藝風堂”等名家舊藏。(2) 1916年以后,隨著國學研究和新圖書館運動在國內的逐步展開,商務瞅準時機,大規模出版古籍以適應新的時代需求,這時,涵芬樓的珍本收藏便派上了大用場。這種因時代變化而展現的新的出版商機,也算是對張元濟當初苦心經營涵芬樓的一個意外回報。說是意外,是因為當時商務印書館四處征討古籍時用心并不在此。

  東方圖書館藏書增長速度很快,1926年開館前,藏書不過20余萬冊(3),至1932年初已超過46萬冊,幾乎每年以5萬多冊的速度遞增。若非毀于外敵之手,繼續以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不出十年就會超過100萬冊。然而,時局的變化遠非一個文化企業所能預見和控制得了的。幸好商務印書館決策者眼看政局動蕩,為防患于未然,將547種宋元精本移藏于租界內金城銀行保險庫,才免遭飛來橫禍。這大概也是紙灰飛舞的當時,惟一能讓老淚縱橫的張元濟稍微覺得寬心的地方。

 

商務印書館1909年設涵芬樓,1926年擴展為東方圖書館對外開放

 

  與幾十萬冊藏書同時化為灰燼的還有2641種地方志。地方志同古籍一樣,構成了東方圖書館藏書的重要特色之一。東方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的種數僅次于國立北平圖書館的3844種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3641種(4),居全國第三。若分析那個時代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們就能理解那個時候的商務印書館,為什么如此著力于對地方志的收藏。我國近現代國勢孱弱,外族入侵之事屢屢發生,特別是后來的日本,對我河山早有虎狼之心,很早就開始注意搜集那些記載各地方風土人情、地形物產的地方志文獻,為其進一步侵略作先行的準備。在這種形勢下,商務印書館的地方志收藏便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商務印書館能收集到2600多種地方志,亦見其用心之堅之苦。除了委請各地分館代為收購外,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四處征集。筆者曾見到這樣一則廣告刊登在1922年8月8日的《申報》上,茲錄如下:

  敞公司附設圖書館收羅群籍內志書一類,業經購到一千五百余種,惟所缺尚多,茲特登報訪求。凡有收羅各省府廳州縣志書愿意割愛者,無論新舊但不重復均可收購。在本埠者請送至“棋盤街敞公司總發行所美術柜”閱看;如果合用,當面議值。在外埠者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即當通函商購。惟不合用者,恕不答復,合并聲明。

  另外,備受讀者重視的中外報刊,東方圖書館收藏也很齊全。例如,荷蘭出版的《通報》,上海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所出的《會報》,德國出版的《大亞洲》等雜志都備有全份。此外,還有福州及上海出版的《教務雜志》,1832—1851年間香港出版久已絕版的《中國匯報》,以及《哲學評論》《愛丁堡評論》等無一缺期,而且都是相當難得的珍本。尤其是購得出版達百年之久的德國李碧氏《化學藥學年鑒》初版全套,乃遠東惟一孤本。中國出版的日報,如上海的《時報》《神州日報》《民國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益世報》,以及20世紀初與《京報》并行的《諭折匯存》等,都全份收藏。上海出版的《申報》《新聞報》《外交報》《新民叢報》《國聞周報》《東方雜志》等報刊也都收集齊全。(5)

  東方圖書館藏書來源,除繼承了原來涵芬樓的絕大部分藏書外,主要有兩方面的渠道。一是捐贈。凡是商務印書館新出的圖書,每種均捐贈三部給東方圖書館。(6) 以商務印書館年出書量之大,則可以想見東方圖書館受益之多。二是購買。據稱,東方圖書館每年用于購書的經費約有二三萬元(7),就當時的書價水平來看,這絕不是一筆小數字,至少可以購買到兩三萬冊一般的圖書。與國內其他圖書館相比,兩三萬元的購書費也是一筆大數字。據浙江省立圖書館1936年調查,1935年年經費(不是購書費——作者注)2萬元以上的省館僅9所,1萬元的11所,青海省館1800元,西康省館僅260元。(8)20年代中后期,商務印書館經過近30年的苦心經營,經濟實力已是相當雄厚。這是依附于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能獲得穩定長足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二、東方圖書館的開放

  商務印書館有了經濟實力,便在出版之外的其他文化領域開疆拓土,如附設各種學校,增設博物部等,而特意斥巨資興建館舍,向社會開放其館藏尤能體現出高超的出版境界——如果說出版業也有境界高低之分的話,相較于現在的某些出版社有了錢就大興土木造房子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從小處說,開放東方圖書館有利于提高商務印書館的社會形象,博取良好的社會聲譽,增加與同業的競爭力;就大處論,出版是大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出版業的發展有賴于其他子系統如教育、圖書館等行業的良性互動。商務印書館開放東方圖書館,關心國家的圖書館建設則可看成是這種文化整體觀的付諸實施,相信圖書館事業的進步遲早會反哺于出版業。事實也是如此,從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歷程來看,得益于圖書館的地方著實不少。(9)

  1921年2月,張元濟退居監理后在董事會上建議,將公益基金專辦一公共圖書館,經議決通過,此為東方圖書館之發軔。1922年1月,成立“公用圖書館委員會”,張元濟、高夢旦、王云五為委員。(10)1923年1月,董事會決定拿出11萬元建筑費,由魏清記承建公用圖書館大廈。(11)1924年5月,東方圖書館2600平方米的五層大樓正式落成。(12)1926年5月2日,東方圖書館正式開幕,并對外開放(13),聘請王云五為館長。

  想當初,東方圖書館開放時,偌大的一個上海,“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黌舍林立,四方學者負而至者”的地方,竟沒有一所公共圖書館(14),這很好地說明了商務印書館開放館藏所具有的填補空白及表率示范意義。據說,5月2日東方圖書館開幕那天,前來參觀的人數達千余人以上,場面十分壯觀。(15)從當時上海人視之為稀罕這一事實也能反映出,東方圖書館的開放對滬上讀書人的意義。在后來一些文人學者的回憶文章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他們治學成才與東方圖書館的關系。說東方圖書館是文人學者的搖籃,這話也許并不過分。著名作家茅盾,政治活動家胡愈之,文學史專家郭紹虞,復旦大學已故歷史學教授、書法家王蘧常,科學史專家胡道靜,經濟學家于光遠等都有專門文字述及其早年如何受惠于東方圖書館。(16)

  據《1897—1949上海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統計,1929年平均每月來館讀者2416人次,全年綜計近3萬人次;1930年平均每月來館讀者3066人次,全年綜計3.6萬多人次(17)。東方圖書館受到讀者的歡迎,一方面固然因為,東方圖書館乃上海惟一一所可供大眾公開借閱且館藏又很豐富的圖書館,同時也與其定點守時的開館時間、相對開架的閱讀環境、嚴密有序的圖書分編組織有很大關系?!稏|方圖書館閱覽章程》第一條有明文規定(18),每日閱覽時間為下午二時至五時,晚上六時半至九時半。選擇下午和晚上時間開館,可能考慮到便于本館職工下班后利用圖書館。東方圖書館二樓為閱覽室、閱報室,陳列普通參考書數千冊,完全開架閱覽。(19)章程中第六條對此也有明確規定。開架閱覽體現了現代圖書館的讀者服務意識,為后世圖書館界所大力倡導。因此,東方圖書館半個多世紀前實行的部分圖書開架閱覽措施便顯得相當可貴。當然,毋庸諱言,東方圖書館規章制度中也有不合時宜的地方,如借閱收費制度,雖只有兩個銅板,多少也限制了讀者對館藏資源的充分利用。

  有資料顯示,東方圖書館開館后的開放力度也是逐漸在加大。1929年春東方圖書館開始籌設流通部,1931年5月6日正式辦公,讀者由原來的只能在館內閱覽放寬到可以館外借閱(20),從而得到了更大的方便。1928年3月19日,東方圖書館添設的兒童圖書館開放,每天下午三時至六時開放,以便放學的小學生閱覽,這樣,東方圖書館便由成人惠及到少年兒童。1932年1月,東方圖書館又成立研究部,專供學者在館內作長期研究之用。這一利用館藏資源直接服務于專家讀者的舉措在國內屬于首創(21),即便到今日,我國圖書館界仍不見有第二個嘗試者。也就是這一年這一月,商務印書館這一良好愿望尚未來得及付諸行動就被蓄意縱火的敵軍付之一炬。

 

商務總廠、印刷所及附屬東方圖書館等在“一·二八”事變中悉遭炸毀

 

  三、東方圖書館的復興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日本的軍事侵略與文化摧殘狠狽為奸。軍事侵略是企圖從物質層面上摧垮中國;而文化摧殘則包藏銷毀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禍心,從而達到其長期占領中國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最大的出版文化機構,其出版物外引西學,內闡國粹,傳播久遠,是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的利器。1932年初的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業的發展上鼓足著前進的勢頭,而且涉足文化事業發展的諸多方面,表現出視民族文化發展為己任的大出版家氣派。像這樣一座文化重鎮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盤算,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一·二八”之役,商務印書館遭受的打擊是致命的。然而十分難得的是,商務在劫難之后不改其志,從廢墟中東山再起、重鑄輝煌,用實際行動回敬了敵人,表現了民族不屈不撓的大無畏氣概。作為當時商務復興總指揮的王云五是這樣夫子自道的:

  我所以不顧艱苦,不避嫌怨,力排萬難把商務印書館恢復,并沒有什么高遠的目的,只是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商務印書館是中國人自辦比較有點規模的企業,覺得有些討厭,便首先把它炸毀。我認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會翻身,這是莫大的恥辱,所以極力要把它扶起來。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雜志,多有提倡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也覺得討厭,便趁勢一火把它燒盡。我認為一燒便不能復興,也是莫大的恥辱。(22)

  經過半年緊張而艱苦的善后及籌備工作,商務印書館在當年8月1日就復業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成為激勵全體職工振興商務印書館,服務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一句響亮口號。由于措施得力,上下合作奮進,商務印書館的經營主干——出版業務迅速恢復并獲得長足發展,表現在1933年出書量增大,出書品種增多,超過了戰前任一年份,并且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年年都有所增加;而作為商務印書館復興標志的東方圖書館重建工作也一直在籌劃和運作之中。從制定章程、落實人選、籌措經費、收集圖書到規劃館舍,一步一步有條不紊地進行。

 

復業后的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內景

影印《四庫全書》開始工作紀念(1933年)

 

  1933年4月29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議決通過王云五提議,即在每年贏余所提乙種特別公積金中撥其1/3作為復興東方圖書館基金。該會還訂定《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章程》,并聘請胡適、蔡元培、陳輝德、張元濟、王云五等五人為委員。6月7日,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公推張元濟為主席,王云五、蔡元培為常委,推定美國人Dr.Esson、M.Gale、德國人Prof.W.Othmer、英國人C.J.Chancellor、法國人L.Lion為委員,并在6月17日的第二次會議上組成了四國贊助委員會,以便收集國外圖書,同時在國內組成南京、杭州、北平、廣州、濟南、漢口、長沙七處贊助委員會,以便收集國內圖書,由羅家倫、郭任遠、袁同禮、全湘帆、何思源、楊端六、曹典球等七人分別組織辦理(23)。

  經過多方收集,圖書數量至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夕已達30余萬冊(24),數量十分可觀。其中有捐贈的,如德中友好協會等德國團體捐書3000冊、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會捐書1500冊;有定期借用的,書籍所有權屬于借與人但可公開閱覽;有商務印書館購買的。這些書起初存放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四樓,后來移存到靜安寺1025弄174號專門藏書室典藏。(25)

  圖書收藏乃尺寸累積之功,商務印書館短短五年時間里從白手起家聚積到30余萬冊,雖未能完全恢復舊觀,但已屬十分不易;而要將這些書籍重新向社會開放,依然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比如說館舍,以及由此牽扯到的經費問題,都需要從長計議。這次復興,商務印書館準備把新館舍建得較過去更宏偉,館址擬選擇在讀者比較方便的靜安寺路一帶,經費預算約需40萬元。對于“一·二八”之役元氣大傷的商務印書館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數字,困難之大,可想而知。但為文化建設計,商務每年都撥列款項,逐年積累起來作館舍建筑之用。1933年已撥列45300余元,又張元濟慨捐一萬元,1934年已有11萬元,1935年共有19萬元,截止1936年12月,共累積資金254000余元。如此,商務印書館每年新撥基金,多則七八萬元,少亦四五萬元,積極籌劃,預計1937年春可以再度成立館舍。(26)可惜這一復興圖書館計劃再一次因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而被迫擱置。

  八年抗戰,商務印書館流徙顛沛,損失慘重,但依然不忘自己的文化使命,1944年夏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的開張即是明證。王云五對分館的籌備與開放情形是這樣敘述的:

  余自太平洋戰事發生之即日,經致電西南各分館各保留樣書兩部,開單寄重慶總處。一面檢查渝館存書。盡量選定全套,囑令檢寄匯集,暫行保存于汪山安全石室,連同三年以來在渝新版重版二三千種,除仍存一套在汪山外,一面修建白象街部分被日機炸毀之館層,規模稍具,即辟出一大間房屋庋存樣書及新版重版圖書各一冊,統計不下萬冊以上,并設一小規模之閱覽室,自上午九時開放公眾閱覽,至晚間九時為止。白象街原為僻地,幸一出街口,即為林森路寬大之馬路。由于重慶此時公開之圖書館不多,商務有此較大規模,且切實用之藏書,一時來館閱覽者,座上常滿,極為社會所稱道。(27)

  東方圖書館從開始的籌建到后來的復興,與商務印書館的命運緊密相連,有挫折也有奮斗,有屈辱也有抗爭,折射著商務人站高望遠的出版境界和一以貫之的文化理想。在中國現代圖書館史上,東方圖書館作為中國最大的私立圖書館,其化私藏為共有,其處逆境而不屈的精神將永遠載入文化史冊。

 

《涵芬樓燼余書錄》稿本(商務印書館2018年影印出版)
 

 

注 釋

⑴ ⑾ ⒄ 吳相:《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頁、第224頁、第232頁。
⑵ ⑷ ⑸ ⒆ ⒇ 楊寶華、韓德昌:《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頁、第149頁、第150頁、第146頁、第146頁。
⑶ 張元濟:《張元濟詩文》,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40頁。
⑹ 王振鵠:《王云五先生與中國圖書館事業》,《王云五先生與近代中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47頁。
⑺ ⑿ 汪家熔:《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圖書館學通訊》1981年第1期。
⑻ 陳訓慈:《二十年來我國之民眾圖書館及其展望》,《教育輔導》1936年8—9期,轉引自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現代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
⑼ 參見吳永貴、陳幼華:《新圖書館運動對近代出版業的影響》,《出版發行研究》2000年第7期。
⑽ ⒀ 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第180頁。
⒁ 上海小規模的市立流通圖書館建于1930年底,直到1932年才建成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圖書館。
⒂ 陳建民:《智民之夢——張元濟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頁。
⒃ 陳江:《東方圖書館——文化寶庫和學者的搖籃》,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95—96頁。
⒅《東方圖書館閱覽章程》可參見吳相:《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32頁。 
(21)郭太風:《王云五評傳》,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22)王云五:《東方雜志》第二十四卷第四號卷頭語,1932年第4期。
(23)王壽南:《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第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96—297頁。
(24)(25)(26)宋建成:《岫盧先生與東方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轉引自王壽南:《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第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98頁、第298頁、第298—299頁。
(27)王云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801頁。

(原載《出版發行研究》2001年第9期,原題為:《商務印書館對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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